近日，南京市委政法委書記劉志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，輿論和公眾認知的“彭宇案”，並非事實真相。由於多重因素被誤讀和放大的這起普通民事案件，不應成為社會“道德滑坡”的“標志性事件”（見本報今日B13版報道）。

　　當“彭宇案”這三個字掛在我們嘴邊幾年之後，我們終於迎來瞭真相。除瞭情感上的一些顛覆以外，這個真相多少還帶著遺憾，它不該在幾年之後才姍姍來遲，它也不該通過一次采訪被透露出來。它本應該在幾年前，在法院，在法官的口中堅定不移地表述出來，並且成為類似案件的一個案例，社會道德的一個標桿。就像美國的“米蘭達法案”一樣。既然我們又有一次機會重新審視彭宇案，那麼不妨來一次自己的“結案陳詞”，說一說這個案件的前世今生。

　　首先，我們想要思考的問題是，是什麼力量把媒體和輿論推向瞭彭宇一邊？我想就是那次審判。我們知道，在發達的法律體系中，都強調對被告的保護，比如說疑點歸於被告、被告可以不必自證其罪等等。但是顯然，“彭宇案”的法官不是這麼斷案的，他依照“日常生活經驗”和“社會情理”就作出瞭判決，不需要目擊者，不需要確鑿的證據。現在看來，也許就是這樣的程序讓法院和原告失去瞭媒體的支持，一切顯得是那麼的草率和不合情理，好像就想馬上把彭宇定罪一樣。然而面對公眾的質疑，法院方面卻三緘其口，這無疑讓公眾更加的情緒化，堅定不移地站在瞭彭宇一邊。

　　這讓我想起瞭一個截然相反的案件，就是美國的那個被稱作“世紀審判”的辛普森殺妻案，幾乎每個人，甚至連陪審團都清楚辛普森幹瞭些什麼，然而程序正義卻幫助辛普森脫罪瞭。一切按程序辦，不受任何幹擾，結果是怎樣就是怎樣，並且整個過程要公開透明地展示在公眾面前，公眾雖有微詞，但他們仍舊尊重結果，因為過程沒有問題。而這樣的案件，無疑將成為今後類似案件審判的標桿，也無疑會堅定公眾對於法律和司法體系的信心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那麼一切將會向相反的方向滑落，“彭宇案”成為瞭人們怯於行動的一個心理依賴，它甚至成為瞭社會“道德滑坡”冠冕堂皇的借口。

　　“彭宇案”的出現是偶然的，也是必然的。說它偶然是因為這個案件由於它比較特殊的爭議而進入我們的視線，說它必然是我們現在的司法氛圍和社會環境為這樣的“葫蘆案”誕生提供瞭土壤，即使沒有“彭宇案”，也會有“張宇案”、“李宇案”出現，因為環境在這裡，矛盾在這裡。所以我們遺憾，遺憾於當年的“彭宇案”不能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地給出一個立場堅定、旗幟鮮明的結論，一個符合程序正義、禁得起輿論質疑的判決。如果那樣的話，這起案件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司法本身，還包括社會道德的建設，讓所有人從一個公正的案件中學習常識，這是一次公正判決在法律之外更廣泛的意義。

　　當然，成功的案例具有其價值，失敗的案例同樣具有價值。它給瞭我們一次捫心自問的機會，逼迫我們去正視問題、質疑問題、反思問題。法律和道德在這樣的正視和反思中變得清晰瞭，我們看到瞭正確的方向。就像我們所說的，“彭宇案”不是偶然的，我想以後仍然會出現，然後在我們的注視中，終有一次會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，這就是社會的進步，我們期待著這樣的進步，對法律、對道德，這樣的進步都將起到溯本清源的作用。

　　本報評論員 牛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