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濟南交警查處瞭一名涉嫌醉酒駕車的司機李某，現場檢測李某體內的酒精含量高達176毫克，遠遠超過瞭醉駕標準，李某被刑事拘留。而根據濟南交警部門出臺的新規，與酒駕駕駛人一同飲酒者一並追責，因此同車的女子王某也受到處罰。（2月12日《廣州日報》）

　　從清理上說，明知司機將要酒駕仍與其同飲，且不規勸阻止其駕車，同飲者對酒駕確實有責任。然而我認為，這個責任隻屬於道義層面的，而不存在法律責任，至少是行政執法者無權追究。至於說一旦發生事故，同飲者可能會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，那屬於當事人私權利范疇的問題，司法上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則，不論行政執法還是司法層面，目前來看，幹預是缺少法律依據的。

　　濟南交警支隊負責人稱，與被查處的機動車駕駛人一起飲酒的，沒有履行勸阻義務，公安機關將一律依法進行詢問，並通過技術手段甄別其是否也存在酒駕行為，如果存在，依法追究其責任。而筆者認為，依法進行詢問的“依法”講得很有道理，可以，所依合法、哪條哪款？事實上目前不存在這樣的法律條款，那麼所謂“依法進行詢問”就是一種人治行為。公安機關即便將公民帶走詢問，也是要依法進行，無法可依的強制性詢問本身便是執法違法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。

　　同飲者如果被查出也存在酒駕行為，當然也要依法追究責任，然而執法調查程序的啟動，也應有法可依，不能僅憑主觀懷疑就對公民隨意調查，更不能做有罪推定。如果隻因為同飲或同車，就將公民帶走調查，程序正義首先就存在瑕疵。

　　依法，有法可依，是執法的底限，這個底限不能因為動機的正義或任何目的而可以突破，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法治原則。以人治手段實現的正義，貌似師出有名，或在某些問題上能夠達到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效果，但它對法治原則的破壞而產生的負面效應與非正義隱患，對法制、社會和公共利益同樣是一種傷害。不論法制社會，不論法治原則，都不該同意以非正義手段換取正義的結果，也就是所謂的法律的歸法律，道義的歸道義。

　　我們認識到瞭酒駕的同飲者的危害與責任問題；調查追究同飲者的法律責任也確有必要。那麼我們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務就應該是立法，給執法和保護公共利益提供合法的前提條件，而不是超越法律的“執法”。

　　我認為，與其超越性執法，執法部門不如提請立法部門完善相關法律，或建議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及相關部門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提出相關提案，努力促成依法追究酒駕同飲者的制度出臺。（馬滌明）